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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十几年间，文化遗产保护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按照法律规定，文物保护范围内为禁止建设区域，但是这一规定当面临大型遗产地，以及遗产与人口分布高度重合区域时，则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对于一个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这是一个迫在眉睫以及高度复杂的问题，需要更加综合的策略来解决。 世界遗产地殷墟是商代的都城，甲骨文的发现地。它的保护范围达到将近三十平方公里，两万多人生活在这里。如果只考虑保护的要求，这些村民无法新建房屋，翻建也需要复杂的程序，无法开设村办工厂，甚至由于考古遗址埋藏较浅，也不能种植树木。这使得这个区域的经济在申遗成功后逐渐衰退，社会问题由此发生。 同时，政府为了避免对遗产造成压力，在新的城市总规中采取了避开遗产地布局新城区的办法，这看似保护遗产的行为，实际上则使城市资源包括人口与基础设施、资金等远离遗产地，使殷墟成为被“放弃”的区域。十几年过去后，殷墟所在的城区与其他城区相比，在基础设施、景观风貌、生活品质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距。这是与我们认为申遗能带来巨大利益一个相悖的例子。出于保护的用意，但是最终并未获得公众的理解和发展的助力。 同样可能产生这样后果的还有目前的中国大运河沿线的一些大型遗产地。淮安清口枢纽是大运河全线中最具科技价值的节点，明清两代运河跨越黄河的水利枢纽遗址，在这里运河盘旋而上，通过复杂的螺旋水道逐级提升水位，保证船只能够顺利跨越河床不断升高的黄河。 同时，为了保证黄河泥沙淤积的减缓，明清两代矢志不渝的修建了长达70多公里的洪泽湖大堤，使历史上洪泽湖的面积达到三千余平方公里。申报世界遗产的遗产区与缓冲区加起来达到五十平方公里，与行政镇区高度重合，这里也包括了多处村庄、农田、人口，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发展成为难题。 另一个案例是同样为世界遗产的红河哈尼梯田，保护范围面积166平方公里，包括80多个村庄，5万多人口。村民出于房屋坚固、舒适以及防火的需要，把传统样式改成了现代材料。今天我们不可能要求村民继续住在土坯墙茅草顶的房屋里，他们需要现代厨卫设施和舒适生活，也不可能强制农民继续以附加值很低的耕种为生。 如何在这么大的范围内进行村庄的提升、民生的改善，同时维护遗产价值是非常需要思考的问题。更何况列入世界遗产的哈尼梯田仅仅不到十分之一，在红河州有四个县有广泛的梯田分布，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这样的地区即便没有遗产保护的制约，经济升级、产业优化也是迫在眉睫和困难重重的问题。 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大型遗产所在地区，遗产的保护、利用无法形成良性循环，遗产地面临着突出的几方面问题：遗产保护对生产生活的限制红线不明，执行尺度不一，对该地区的民生问题带来较大影响，生产生活水平提升缓慢甚至倒退，民生出现问题。简单的将保护与发展、遗产与经济对立，对与遗产地保护相包容的零强度或者低强度建设开发的产业形态不了解，没有把握产业转型契机，发展受限甚至经济出现衰落。遗产评价负面，进而难以实现价值传播，文物保护压力巨大。 如何让遗产的品牌效应更加彰显进而吸纳包容性产业集聚？如何让各个利益相关方达到诉求平衡？让遗产保护的投入令更多民众受益？进而让文化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驱动力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这要求我们从关注遗产扩展到关注遗产地以及遗产地的生活，包括经济及产业、社会及民生、环境及生态；从只关注保护，到关注保护的动力生成及良性机制的建立；从只关注管理责任到关注利益平台的搭建，让承担“属地管理”的政府、遗产地的民众，不仅共担责任，也共享利益；从而由单一的被动保护策略到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在各个领域已经被提及很多，但是针对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依然是个新鲜话题。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依然在加速，这个进程不仅仅会在城市展现，也会爆发性的在农村展现，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成为主要的国家或区域发展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与遗产保护的这已被讨论了数年的冲突，是否存在着被解决的可能性：文化遗产是成为发展助力，发展采取遗产保护包容性策略，构建一条殊途同归的路径，实现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国际视野中，文化遗产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受到极大的关注和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遗产阐释为我们由过去获得的馈赠，今天我们和它共同生活，并将它传给后世，遗产不仅涉及过去，还关注当下和未来。但在中国，这一理念并未得到广泛认知，也鲜被学者关注。 在欧洲，文化遗产专家小组2020愿景报告提出“推动文化遗产服务于欧洲”项目，志在促进对文化遗产创新使用，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目标，推动创新融资、投资、监管、管理和商业模式，提高将文化遗产作为经济生产要素的有效性；推动对文化遗产的创新利用，促进社会整合、提升社会包容力、凝聚力及民众参与度；推动对文化遗产的创新和可持续利用，使其充分发挥潜能，促进景观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016年春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非洲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报告》，同样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角度，讨论超越了传统遗产保护从业者的范畴，将各相关方面的观点兼收并蓄，探索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工作对于我们是很大的启发，我们有必要把视线转向这样一个方面。 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领域而言，理念和范式的转换已经在发生，遗产领域需要加入全球性的发展力量。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个目标中，目标11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的第四项提到“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015年核准通过的《将可持续发展观点整合入世界遗产公约进程的策略》的政策目标提到，利用世界遗产的潜能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管理的目的要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匹配，在保护管理过程中，不应牺牲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该政策秉持人权、公平、长期可持续性的原则，强调在遗产保护方面要考虑环境可持续、包容性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以及促进和平与安全。世界遗产的5C战略提出公信力、保护、能力建设、宣传以及社区五点要求，且对社区格外强调。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两大文化遗产领域的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2011年第17届全体大会就开始关注复兴城镇与地方经济，关注如何推动保护利用与地区的平衡发展。大会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未来的设想与战略行动计划》中，将“遗产的保护和保存需考虑目前和未来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需求”定为一大目标。 2015年，ICOMOS采用了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2030议程（UN Agenda 2030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次年又采用了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标志着ICOMOS在文化与自然遗产方面的工作重心转向对2030议程和新城市议程的实施。2017年，ICOMOS提出“遗产作为可持续性的促进力量”工程，以此配合2030议程开展未来工作。 同时，ICCROM行动也提出促进可持续发展模式。遗产保护的范式正逐步从对遗产的关怀转换到对遗产和整个社会福祉的追求，关注的内容从遗产本身到关注以人为核心的遗产保护，从专家驱动到全社会的驱动模式，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遗产在扶贫、脱贫、社区参与等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不断被强调。 近年国际实践案例中，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墨西哥圣卡安自然遗产的社区管理保护项目在一种把当地景观视作整体的主题方法的指导下，成功开发了捕鱼行业的合作社模式，带动民众参与，开发本土鱼产品、农产品品牌，将旅游经营、当地特产的有机认证以及传统手工艺与市场营销进行整合，避免了无序管理、过渡开垦以及利益冲突，这样的社区集体行动也保证了经济和行政管理的稳定。 英国的埃夫伯里遗址，其与巨石阵共同录入世界文化遗产，是巨石阵的组成部分，然而大量旅游使当地居民与遗址产生了剥离感。于是当地启动了Residents’ Pack项目，通过收集口述史、图文影像、文章等资料，扩充了遗产的价值内涵，基于新的价值阐释开发旅游项目，指导当地民众参与遗产运营，从而重新调动居民与遗产互动的积极性。 意大利的赫库兰尼姆古城遗址（图6），在2002年被评为非战乱国家古迹保护最糟糕的案例之一，通过一系列的措施，2012年成为正面榜样，这些措施包括：允许私营合作伙伴为公共合作伙伴提供运行支持，创建一支由国际、国家、当地专业人士组成的跨学科团队，创建地方和国际研究合作者网络，推动遗产地宣传；推进公共资源在遗产保护上的应用，这些措施推动了遗址在居民生活与经济活动中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确立遗址管理和地区间的互惠关系，使居民生活与遗址更为紧密、区域业态逐步提升。 美国的伊利运河是一个大型遗产的案例，针对这一特点，《伊利运河国家遗产廊道保护管理规划》不是一个遗产保护规划，而是一个创新的战略发展规划，规划中强调与遗产和谐的前提下，旅游方式尽可能多样化，经济增长与遗产保护平衡并相互维持，提出居民需重视和支持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打造面向各类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现在也出现了遗产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融合的探索。例如广东南粤古驿道（图8），三年来，在省政府的主导下，不仅制订了全线保护规划，推出了通俗易懂的修复保护导则，还改善了村镇基础设施，建设了地方文化广场与博物馆等设施，并通过特色农产品发掘及商标注册，带动沿线贫困村庄发展特色农业与观光农业，脱贫致富。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解决专家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省政府倡导了规划师、建筑师 、工程师志愿者下乡活动，调动了各界力量。在中小学推广古驿道游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电子地图，手机app以及微信公众号的推出，使遗产价值获得了更广阔的传播。 南粤古驿道呈网状分布，总长度为陆路六千公里，水路四千公里，保护难度可想而知，更无法利用传统模式进行保护。为了在如此大规模的空间和大规模的村镇展开保护工作，保护策略集合了住建、文化、旅游、农业、体育、工商等方面的联动。在古驿道一万公里的路线上，沿途两侧5公里之内分布着广东省60%的贫困村，因而在保护先行的基础上，解决贫困和区域发展问题成为核心目标之一。目前，三年的实施时间很短，但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明显，南粤古驿道有了广泛的社会认知度，得到了众多资源的关注，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 南粤古驿道的保护利用模式对大型线性遗产如长城、大运河都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保护对象需要从遗产本身扩展到遗产相关区域是一个有效的路径。只关注遗产本身，保护只能是被动的、少数人的、强制性的。扩展到遗产相关区域，与周边的村庄、乡镇联动，遗产的传播与区域的宣传结合，遗产的保护与区域的发展结合，遗产的利用与民生的改善结合，才能形成遗产保护的自发动力与长远机制，形成全民关注、全民参与的局面，才能形成这样巨型遗产的有效保护态势。 除了政府主导，越来越多的NGO、私营投资人也开始关注文化遗产。在哈尼梯田废弃的村寨里，一家著名的高端帐篷酒店投资运营商康藤集团进行了审慎的改造利用，将废墟变成帐篷度假酒店，在建设实施过程和酒店运营中，全部让当地居民参与，创造了就业机会，也为当地年轻人带来了学习和职业成长的契机。遗产有了新生命，年轻人有了新梦想，这让遗产价值真正得到彰显。 康藤集团在酒店经营过程中认识到梯田景观对于酒店存续及发展的意义，推出梯田稻米认养计划，推广梯田稻米生态价值，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梯田稻米通过酒店消费者走向更广阔的地区和城市的餐桌。 目前，更多投资人在康藤集团组织下加入到梯田保护利用事业当中，空置的苏红古寨将在不远的未来成为哈尼文化展示体验中心、文创产业集聚区，也将具备更丰富的旅游配套设施，以及知名建筑师改造的文化艺术设施。大型遗产地，需要集合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推进经济发展、产业提升与民众利益共享。 这两个案例在文化遗产助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路径上，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它们没有专家学者推动，不是刻意为之，但是都以基于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为整体目标，不仅做到了遗产保护，更有效发挥了文化遗产的品牌效益，发展了新型产业，助推了区域发展。它们的经验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源的全面整合，包容性产业的植入以及民间资本与社会力量的参与。 我们回到殷墟。这里有以宫殿区、王陵区为代表的密布的考古遗迹，以及一条流淌了三千年的历史河流。还有五十年代建设今天仍在生产的钢铁厂，有一百年历史的废弃的纺织厂，面积达到十几万平方米。还有正在搬迁的航空学校，跑道占压着早期的商代城址，以及大量的建设发展受限的村庄和村民。这是一个拥有世界级文化资源的地区矛盾重重，甚至成为死结。 如果单纯从保护出发，将所有上述周边资源作为对立面，那么遗产在这里不会受欢迎，只能带来困境。如果不考虑城市转型、产业升级，仍然延续土地经济、高强度建设开发的寻常道路，再重大的世界级遗产也只能被当作包袱和累赘。这需要两方面的观念转变和殊途同归的道路选择。 将遗产、经济、社会、生态纳入同一视野的可持续策略或许是唯一的出路。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提出三项保护与发展策略：遗产活化、乡村振兴、城市更新，以实现遗产的保护传承与遗产地的全面发展。 遗产活化，是遗产地吸引力建设的核心工作。目前殷墟的遗产展示方式非常晦涩、简陋而缺乏美感，需要进行全新的景观与建筑改造，提升环境与空间品质；同时提升遗产阐释度与亲和力，不仅面向专家，更需面向全年龄全知识程度的观众。 宫殿区计划用不同颜色的金属丝网搭建建筑体量，以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历史上的建筑尺度与空间。王陵区计划搭建甲骨文元素的眺望塔，以俯瞰大场景的植物标识的王陵格局。而甲骨文主题儿童公园，也将成为甲骨文最简明生动的展示传播场所。殷商时期陶器、骨器等制作互动体验也将结合洹河景观及乡村改造设置。洹河七十余公里全段整治计划正在制定，再现历史水系景观，使殷墟成为城市中最宝贵的蓝绿生态资源。 对于中国考古学极具历史意义的小屯村，将把空置的小学校及腾退的民宅改造成国际考古中心，成为国际殷商研究的据点。以武官村为试点，开展文化+农业+旅游的改造振兴计划，民国时期的老房子几近倒塌，将改造利用成乡村遗产酒店、儿童博物馆、以及乡村客厅等。试点经验将推广到殷墟范围内的其他村庄，并将农业观光、文创生产加工、花卉、旅游配套服务等产业植入，增加农民收益，提供就业岗位，提升资产价值。 现在的城市总规向东南发展，城市资源难以集聚。通过调整城市总规，形成西北部文旅片区，并与北侧的历史城市邯郸组成更大规模文化片区，联动发展，调动区域资源的整合，形成城市拉动的力量。 紧邻遗产地的西部钢铁厂近三年已投资三十亿元治理污染，实现环保达标国际领先水平，并在进行花园工厂建设，开展工业旅游。我们与厂方达成一致，将沿河区域进行厂房腾退，改造为冶金史博物馆与旅游配套服务设施，沿河景观修建文化展示标识与绿化步行道。遗产地东侧的航校将进行腾退，未来可以考虑结合安阳重点发展的航空产业，以及现有跑道设施等开展低空旅游，空中观赏殷墟的的大地农田景观。 遗产地东部城区，利用闲置的豫北纺织厂改造为展示大型考古提取物的考古工程，目前这些提取物只能露天存放，状况很差。同时计划改造建设殷墟青铜器数字博物馆，让散落在世界上四十多家博物馆的殷墟文物用数字展示的方式回家。十四万平米的建筑，还可以有空间用于城市客厅、遗产教育、旅游服务、城市公共文化与体育配套，以及文创产业、会展产业等。让殷墟的文创产品就在当地进行手工业加工，让当地具有青铜器修复、骨器修复工艺的农民能够从事未来的相关产业并从中受益。 殷墟南部的城市建成区域可以通过城市绿化、公共空间、街道家具等采取殷商元素，营造殷商历史氛围。并通过城市ip卡通形象——商朝的王后与将军妇好，讲述殷墟与安阳的故事，作为代言人，传播遗产价值并展现城市精神。今年是殷墟九十年，我们希望在它一百岁的时候，能够成为文化遗产助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文化遗产保护需要走出既定框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目标，综合各方资源与路径，通过包容性产业如农业、体育、教育、旅游等发展，通过零强度或者低强度的开发路径，形成一个没有围墙、没有门票的文化教育体验区域，有效助力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一个完整的文化遗产与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共生的路径需要包括：以遗产保护为基础，通过活化利用进行遗产地吸引力建设；结合产业升级，植入遗产保护包容性业态如农业、体育、文创、旅游等；结合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进行遗产地的软硬件升级；完善遗产地相关的土地、建设、保护、民生、绩效考核等政策闭环，探索新型管理路径；吸引多种力量搭建资金平台，包括政策性金融、财政补贴以及社会投资等；形成以文化遗产撬动发展，驱动发展，同时以发展形成保护的圈层力量，共同维护遗产的传承的良性互动局面。 上述案例有过去十几年的困惑和裹足不前，也有当下新的探索和进展。文化遗产有先天的资源禀赋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力量，也更需要这样的路径形成永续的保护和传承。 作者：张谨、郭薛、马娜，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中心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一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