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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5日，由清控人居遗产院、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联合承办的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学术对话八“新城市更新时代的文化复兴”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二层新闻发布A厅举行。 学术对话由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委会副秘书长、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遗产中心主任、教授级高工霍晓卫主持。 霍晓卫指出，城市更新与文化复兴不是新话题，更新与扩张是城市发展的两面。但今天我们谈城市更新基于当下中国城市进入存量时代的当口，谈文化复兴基于中华民族复兴与建立文化自信的历史时机，二者就具有重要而不同的意义。因为是面向存量与传承发力，城市更新与文化复兴关系密不可分，并且都与本次年会主题共享与品质非常相关，城市更新与文化复兴必须由存量和传承的利益相关群体共谋共建共享，品质提升也是城市更新和文化复兴的目的所在。今天的对话围绕着以下核心展开：当下城市更新面临的背景、任务、挑战的特点是什么？实现共享与品质的城市更新应该采取怎样的途径，难点与要点是什么？ 学会理事、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张杰教授任本次对话的学术召集人。来自规划学界和业界的代表共约300人共同参与了本次对话。与会嘉宾围绕着文化复兴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城市更新的路径，城市更新的艺术、文化与生活介入视角，以及城市更新对传统的尊重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话分为上下两个半场，每场主题发言及评论两大板块，形成了如下主要观点和建议。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所所长张弓作为话题发起人指出，我国正处在中国城市更新与文化复兴的重要机遇期。 通过对欧美以及我国在城市更新理论和实践领域的研究，张弓提出，过去以房地产带动的城市更新，虽然实现了我国老城居住品质、交通、市政、安全等条件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也造成了山水环境的破坏、历史文化的损害、社区邻里的割裂等问题。 随着国家政策导向向“盘活存量”、“记得住乡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传统房地产进入“下半场”，城投公司在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以及城市更新主体、目标呈现多元化趋势，文化复兴将逐渐成为城市更新的一道主菜。这些年来清华同衡主导的福州三坊七巷、晋江五店市、南京老门东、景德镇陶溪川等城市更新项目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是“起搏器”还是“副产品”？更新的动力与机制有什么新意？新时期城市更新的路径和策略究竟有什么不同？文化与艺术、生活与产业，是否会成为城市更新介入的新视角？如何在城市更新中实现对传统的尊重，解决好新与旧、破与立、形与魂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学会理事、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张杰教授指出，我们不应该只关注试点性的、高大上的高雅文化，还应该关注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的文化与文化复兴。 过去的二三十年，是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资本垄断的逻辑对我们城市和生活空间造成了扭曲，生活的文化受到冲击，弱势需求被忽视；大规模的投资、快速的城镇化、大尺度的城市结构，造成了城市问题。因此，应该转向日常生活，进行城市织补。 城市更新的本质是产业及其就业人群的改变，也是城市更新的根本推动力。文化创意产业正逐渐成为经济的重要引擎，创意人群将成为下一个重要的市场导向方向。我国不同地区经济产业结构、规模区别较大，发展基础和机遇不同，因此，应理性审视创意经济和文化消费。 政府层面应该考虑如何建构文化复兴的大战略。不仅要留意高大上的文化复兴，还要关注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内容，二者之间的互补和带动，是我们未来城市文化复兴真正的源泉和动力。 学会理事、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委会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董卫教授指出，城市更新，本质上是人的进步和发展。城市化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更新的最大推动力，如何满足作为文化创造者的城市人口在城市生活中的需求，是城市更新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董卫认为，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关联，是进行城市更新的制度创新、理论创新、规划创新的重要切入点。中国的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发展正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创新机遇。例如，我国很多国家级古都历史文化轴都具有唯一性，应与其所在地中心城市联动发展，把历史文化资源跟城市更新有机的结合起来。 同时，董卫还指出，只谈保护不谈发展，将导致保护规划无法落实。若城市中的大遗址区能够作为发展空间，用于乡村文化服务设施和花园城市建设，将可实现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双赢。 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潘安会长从风貌传承与文化复兴的角度介绍了广州的城市更新经验。他指出，自古多元融合的市井文化就是广州的文化根基，具有极强的地方生命力。因此，广州文化的复兴需要通过一体化统筹的方式促进文化的多元融合。以永庆坊街区更新为例，通过植入全新的粤剧博物馆，作为街区文化“造血”的心脏，承接传统市井生活，从而实现旧城复兴。 潘安还指出，建筑是传递城市历史信息的主体。广州涉及建筑保护的概念众多，有“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单位”、“传统风貌建筑”及各种保护区等；应当推行地区规划师制度，将众多保护概念进行整合，统一管理。并通过由居民、街道、人大、政协、专家、运营商、媒体等构成的共同缔造委员会统一行动，从而促进地区的文化复兴。 学会城市更新学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王林教授结合“遗产保护、文化复兴、城市更新”的内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指出，文化是贯穿城市更新的核心，而旧城更新中的遗产保护和生态保护都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尊重。王林进一步以上海的M50厂房更新改造为例指出，城市更新需要走保护和发展相结合的道路，保护并不是否定文化和商业。城市更新不仅需要情怀，还需要多元主体，需要有情怀的开发商，需要文化艺术；要让历史在当下活的更好，以创新的思维，使保护和发展更好的融合。 学会城市更新学委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工潘丽珍指出，改革开放40年，城市发展转向品质提升和内涵式更新的阶段。通过对城市结构和功能的调整、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设施的提升、景观的塑造，不断完善城市功能，从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任务。当今社会，文化遗产在国家战略层面得到空前重视，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注重遗产保护已成为广泛共识。因此，如何平衡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新的背景下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潘丽珍指出，保护不会阻碍城市的更新，反而会成为城市更新的一个动力。遗产可以成为城市亮点，促进城市的更新，带动城市发展。城市更新需要系统引领和规划管控。城市更新是系统工程，应整体考虑，下层规划应与系统规划相衔接，既要提出刚性管控要求，又要解决当下的问题，还应为未来的文化发展预留空间。 最后，她总结道，历史地段的保护更新，核心在于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纠纷；需要因地制宜，其中公众参与、制度设计和运营模式的创新最为关键。 学会理事、学会城市更新学委会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阳建强教授指出，当下的文化复兴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同意张杰教授提到的“历史是大众创造”的观点，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除了精英式的、经典的历史文化街区，还有大量非保护类的一般性街区，这些街区与群众的生活紧密相连，针对这些街区的保护，需要进一步去研究、探讨。 另外，董卫老师倡导的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观点非常好，城市更新与文化复兴是不可割裂的，应进行整体考虑，只有建立好关联，才能处理好这些问题。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院长赵力教授认为艺术家是城市更新中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群，单一的艺术家主体是不可能创造艺术园区的。对于798或M50等艺术园区来说，艺术家的进场和退场恰恰反映了这种多主体、多角色参与的城市更新过程。 我们所谈的文化，不仅仅是文化本身，还有文化力量，即文化的转换能力。因此，文化遗产是保护和发展的问题，也是如何进行文化资源转化的能力问题。我们能通过多主体参与的方式，把观念性的认识与转换能力、模式探索结合起来，形成共同的方向，实现真正接地气和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小辉分享了在大运河的综合保护工作中有几点体会：首先，文脉的延续应占据城市更新的首要位置。以大运河为例，世界文化遗产是联合申报的，在总共2500公里的大运河中，真正的世界遗产只有1010公里，遗产要素85个，真正能为国际认可的世界遗产并不多。因此，需要更加注重城市网络中的文脉延续。其次是“人、城市和产业”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城市的发展有其基本规律；而人的更新包括既有人口和导入人口，城市更新既要尊重既有人口的合法利益，也要尊重导入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产业的更新则需要围绕城市功能和人基本的需求，使城市、人、产业三者找到平衡点。最后，城市有机更新需要不断完善体制和机制。在城市的核心区内必须要有一些城市功能或者能够带动城市发展的引领性项目，需要有情怀的企业来带动、来研究、来发展。 学会理事、学会城市更新学委会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阳建强教授认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利用首先需要充分认识城市发展规律，基于历史城市的核心价值建立起保护与更新之间的关联；进而全面正确的理解城市更新，采取恰当的方式进行城市更新与修补，通过提升功能品质实现活力的不断提升。 阳建强指出，当前需要不断拓展历史街区的保护、利用与更新规划的思路，建立起一套基于价值导向的历史街区保护利用体系，从而提升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的科学性，最终实现历史街区的文化传承、复兴与可持续发展。 最后，阳建强总结道，进入新城市更新时代，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与实践中矛盾最为突出的地方，是保护与建设性破坏两种力量较量的主战场，而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除了担负维持传统风貌、传统格局的责任之外，还应当延续集体记忆、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空间品质以切实传承历史文化。 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小辉表示，作为杭州市城市建设“十大工程”之一的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建设项目能够有序稳步推进，与设置完备的机构运作机制、实施机制，制定明确和清晰的思路及目标是密不可分的。 高小辉在介绍了大运河（杭州段）两岸城市更新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相关经验的同时，着重阐述了中国大运河文化带杭州段建设的设想，他指出这一设想在以运河综合保护工程为抓手的前提下，通过对河道及两岸历史及自然环境的有效提升和改善，不断推进老城的保护与利用。 高小辉还结合运河集团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大运河新城保护与开发”项目，进一步阐述了城北地区如何通过构建起“一带、一轴、一心、一岛、五区、多组团”的空间布局，实现美丽运河、魅力杭州的发展目标。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院长赵力教授认为，新时代城市更新下的文化复兴，需要加入了“艺术复兴”、“文艺复兴”这一维度的思考，从而丰富新城市更新时代下的“复兴”内涵与外延。 赵力指出，“文化旅游”的概念已经逐渐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全体共识。随着文化聚集地点的明确，文化地标（文化主流地）逐渐形成，各类美术馆、博物馆等重要的文化设施成为重要的风向标。他还认为，“内容+场景”的共同营造是打造文化中心的重要环节，当下能够满足观众需要与美育体验的“内容”仍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只有让观众产生良好的互动及体验交流，“内容”才能实现很好的效果。 同时，赵力还强调，艺术家需要俯下身去，结合当下社会整体发展需，求踏踏实实做好美育工作，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形成各方面融合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清控遗产DIBO联盟秘书长、高级工程师刘岩主要分享“从规划到落地”全过程的实践经验。他指出：从规划到落地是个需要不断完善配套机制体制的复杂过程。遗产地或者历史城区的更新项目，往往面临上位规划与实际需求错位、相关设计缺乏法定身份等问题。因此，相关规划的落地是文化和政治、文化和资本博弈的复杂过程，需要明确人为干预是否能够给城市带来长效的可持续发展。 新城市更新时代，城市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在不断变化，逐渐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这一过程中文化逐渐成为引领地区发展的重要的一环。同时，城市经营方式的变化也使得文化在房地产向金融资产的转型中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 基于上述背景，刘岩着重介绍了DIBO在规划落地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他提出，通过DIBO的方式，将常规模式的规划逐渐转变为“拉框架，定规矩，做实施”；在这一过程中规划师的工作也从“做项目”转变为“做事情”，从而实现从策划到运营的跨专业合作。 最后，刘岩总结道，从规划到落地并没有想象中的复杂，它需要每一位规划师在碰到这么一个时机的时候能够站出来引导，守住遗产观，行以致知，勇于探索。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本土设计中心任祖华主任通过介绍一系列本土设计实践方案，阐述了他对“织补城市”的看法。他指出，以资本主导的大规模城市建设时期，在给城市和人民的生活带来非常大帮助的同时，也给城市留下了许多的伤疤；城市织补就是解决城市在快速发展期所造成的：城市界面风貌不连续、城市建筑空间缺乏文化、城市公共空间缺乏活力、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不佳等问题。 随后，任祖华通过昆山市民文化广场、青岛博物馆改建工程、前门H地块、西安大华1935、海口骑楼老街2号地块改造等案例，详细的介绍了整合破碎的城市界面，提高空间品质；修补断裂城市肌理，延续城市文脉；打通封闭公共区域，活化开放空间；以及保留重要建筑遗产，注入时代活力等城市织补的方法。 基于以上案例的介绍，任祖华强调，城市织补不仅是对空间的织补，同时还是对生活的重塑，只有不断深化“以人为本”的理念，才能塑造出人民切实需要的高品质日常生活空间。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学会城市更新学委会副主任委员王林教授点评，非常感谢能有机会在这里参加一场由艺术家、开发商、规划师、建筑师共同参与的精彩对话。在座的每一个身份的专家、老师都是城市更新与遗产保护所不可或缺的、有情怀的一份子。为了使情怀能够更好的落地，需要我们每一位从业者跳出专业束缚，共谋城市更新的大局。未来的城市更新，需要扩展出更多元、跨专业的人才来加入更新的事业，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潘安会长以“永庆坊”为案例，谈社会资本介入历史遗产的态度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介入是社会的一个进步。民营企业介入城市更新与遗产保护首先有两个事情必须且要提前做：一个是策划，一个是算帐。 虽然民营企业介入有利于更新项目的推进，但也不能盲目乐观。需要精心挑选“有良心”的开发商，更多的从文化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人民生活质量提升的需求相结合，使文化遗产保护的受益者归于本土。由此，服务本土的新功能引入是民营企业介入文化遗产保护与复兴后应特别予以重视的关键点。 学会城市更新学委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工潘丽珍认为城市更新着重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改善城市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城市空间的塑造。更多的运用文化的元素来营造一个场所，用场所来连接空间和文化，是塑造空间的关键手段。城市更新，无论是新空间的场所塑造还是传统空间的提升，都应该树立用织补的方式和手段设计空间的意识，从而使空间能够为更多人所用。 学会理事、学会城市更新学委会主任委员、东南大学阳建强教授针对“商业运营和文化生态”提出一些建议与希望。无论城市更新还是街区保护，都会涉及到后期运营的问题，而运营是离不开客观市场规律的。尽管如此，如果只强调为运营而运营，破坏了文化生态，那么后期运营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例如有些地区只注重发展商业，过多的商业引入反而冲淡了他原来的文化生活形态的延续，这是极不可取的。运营本身没有什么错，但市场同时需要政府的介入和约束。 学会理事、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委会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董卫教授认为，大运河不应该是一条所谓的线性遗产，引入西方的观念，中国的大运河遗产应该是一个非常密集的文化网络。应当把当地的乡镇、市场关联起来，构建文化社会的网络系统。 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大运河遗产的价值，历史的延续才是大运河的活力所在。因此，应该将大运河这个文化的概念跟城市的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将大运河看做城市城市更新很重要的区域，合理保护与利用运河沿线工业遗产、近代设施，活化运河沿线村庄，充分结合遗产的保护与城市更新。 学会理事、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张杰教授指出：本次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城市更新与文化复兴的机会。未来，该领域多方力量的介入不仅会形成城市更新与文化复兴的新的推动力，还将为更好的调整政府在城市更新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机会，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广泛参与的良好态势。 最后，本次新城市时代的文化复兴高端专家对谈主席霍晓卫博士进行总结，他指出，感谢今天所有嘉宾的分享与思想碰撞。通过今天的对谈，一方面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新城市更新时代文化复兴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要重视对日常生活文化的复兴，带给文化更宽广的视野，文化资源是动力、文化力与文化心脏的共识强调了文化资源对城市更新的强大赋能属性，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当下各地城市更新实践中的多元主体、多元专业积极主导与参与城市更新百花齐放的状况。城乡规划师的传统任务是“制订规矩做出控制、指出问题点明方向”，面向新城市更新时代的挑战，规划师群体应该感到压力。为今之计，城乡规划师应该秉承守住本心、广泛团结、知行合一、积极创新的原则，从事上磨，切实提升城乡环境品质，参与构筑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